就在林墨在广州城慢慢挣钱的时候，一件大事也终于传到广州城来，那就是闻名天下的“九千岁”魏忠贤被皇帝处死了。

魏忠贤作为天启朝的

“九千岁”，以宦官集团为核心，通过东厂、锦衣卫等特务机构掌控朝政，压制东林党等文官集团，形成了

“阉党专政”

的权力格局。崇祯铲除魏忠贤后，政治生态发生剧烈变化。

首先是明末党争的加剧：魏忠贤被诛后，东林党迅速填补权力真空，掌握朝政话语权。然而，东林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，且缺乏外部制衡，很快陷入

“无原则内斗”：官员以

“反对阉党”

为标签结党营私，对政务分歧的处理沦为派系攻讦，导致朝廷决策效率低下。

其次是皇权被孤立：自永乐年后，宦官逐渐成为皇帝制衡文官集团的重要工具。魏忠贤虽专权，但本质上仍是皇权的延伸。其势力被铲除后，这使得文官集团（尤其是东林党）失去了制约力量，皇帝直接面对庞大的文官体系，而明末文官集团已严重腐化，既无治国能力，又极力维护自身利益（如反对向士绅征税），最终导致皇权被架空，而崇祯的诸多改革均因文官集团的抵制而失败。

而财政上：工商税废除和财政收入锐减，江南地区工商业高度发达，但士绅阶层通过

“免税特权”

逃避赋税，导致朝廷财政依赖农业税（占比超

70%）。魏忠贤为维持辽东军费（每年约

600

万两），强行向江南工商业征收

“矿税”“盐税”“织造税”，每年可新增约

200

万两收入。

崇祯继位之后，东林党以

“体恤民力”

为由，奏请废除这些

“苛税”，实则维护江南士绅利益。此举导致朝廷每年减少近三成财政收入，而辽东军费、赈灾等开支仍在增加，财政缺口迅速扩大，比如崇祯初年军费支出已经达到每年

300

万两。

为填补财政缺口，崇祯在东林党的建议下，将赋税压力全部转嫁到农民身上：先后加征

“辽饷”（抗金）、“练饷”（练兵）、“剿饷”（镇压起义），合称

“三饷”，每亩田赋从明初的

0。03

两增至

0。2

两，涨幅近

7

倍。

同年，陕西全境灾荒不断，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和虫灾，禾苗枯焦，饿殍遍野。农民无法生活下去，只有铤而走险。陕北地区首先爆发了农民暴动，并很快形成燎原之势。